拒吃便當的災民

風災過後第十天，一群「拒吃便當的災民」成了新聞上的話題。責備和質疑的聲音，伴著持續送達的物資而來，「災民不好伺候、不懂惜福」的指控也不斷浮現。

這段時間以來，「災民」一直被當成一個集合名詞，用來指稱一個內部均質化、被動的受體。彷彿每個有愛心的人都能輕易想見他們的需要，而這群人就應該滿懷感激地接受一切的好意。

然而事實是，除了遭逢家園變色和生離死別，他們也同時成為整個社會巨大的「愛心」和「功德」的出口。在幾個物資收集處迅速傳出「二手衣物已夠，請盡量不要再寄送」的訊息背後，不難想像有多少人因為趕在第一時間順利出清家中「丟了有罪惡感，不丟又佔地方」的二手衣物而鬆了一口氣。拿起手機撥幾個鍵就可以響應小額捐款的方便之門，想必也讓不少風災前拼命祈禱可以放個颱風假的人，在看見電視上反覆播送的救災畫面的時候不再那麼心存不安。簡單說起來，我們的社會需要這樣「我的愛心幫助某些人得以活下來」的寄託，而這一小群人，就是在「施」與「受」這個高度和重量都不平衡的天平另一端，承載整個社會期待的受體。

於是我們就籠罩在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的幻想迷霧之下，看不見這群人是獨立的個體組成，也是具有動能的群體，在已經大幅縮減的自身可掌控的範圍內，仍然應該擁有生而為人最基本的選擇的自由。當他們主動地踏出恢復常態、找回生活感的第一步，從種類有限的救援物資和在地素材中自行烹煮吃得慣的食物，我們卻只是坐在冷氣房中啃著雞腿便當，一邊譴責他們為什麼吃不慣救災麵包、又為什麼倒掉了(極可能四五天都是同樣菜色，而且極可能沒有雞腿的)救災愛心便當。這樣的心態和60年代國民政府意圖改善蘭嶼人「半穴居」住家而興建國宅的「良善立意」如出一轍，只是當年「不被接受的善意」來自「文明人的統治者」，而今天我們則因為「不住在災區」和「有響應捐助」而將自己擺在制高點上發難。

但卻是類似這些人所表現的主動性和差異性，而不是政府的補助和政策支票，才能讓原住民社區在面對公部門一廂情願的重建規劃的時候，挺身秀出他們自己的重建藍圖，並自己找出最合適的生存之道，而不是再次被教育成「乖乖接受摸頭就有糖吃(這樣看起來，倒有點像性侵犯不是？)」的「受助者」，然後在很多年後，當人們已經遺忘當初這群人是被迫無條件接受所有的善意，再回過頭來指控他們的無法自立或坐享優惠。